高技能人才對于國家發展十分重要，而當前我國高技能人才數量相對不足，這一狀況亟待破解。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努力培養造就更多大師、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師、大國工匠、高技能人才”，首次把大國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納入國家戰略性人才范疇，由此高技能人才培養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站在高技能人才培養和成長的視角觀察，國家宏觀職業教育體系的設計還需進行反思和優化。
職業學校教育是否能夠獨立培養出高技能人才？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職業學校教育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本科職業教育的出現牽動著整個職業學校教育的發展，本科職教理應沿著職業教育類型道路不斷深化發展，職業院校主觀上宣布也是堅持職教類型發展，然而實踐中職業學校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普通化、升學化、學科化趨向，這與高技能人才的成長之路是否相適應值得深入觀察和思考。關于高技能人才的定義，在我國公認的是，高技能人才是指在生產、運輸和服務等領域崗位一線，熟練掌握專門知識和技術,具備精湛的操作技能,并在工作實踐中能夠解決關鍵技術和工藝的操作性難題的人員。以大國工匠李斌、高鳳林等為代表的公認的高技能人才，其成長道路顯示出，在他們接受職業基礎教育之后，在職業工作中長期扎根深入一線實踐，又能基于工作不斷鉆研學習，以及與專業理論學歷進修相結合，體現出實踐導向、工作為基、理論不間斷的高技能成長路線。所以，單純依靠職業學校的學歷持續提升、5-7年的職業學校本位教育的成長程式，或者單純在工作崗位上依靠“熟能生巧”、缺乏理論知識和實踐反思伴隨、肌肉技巧積累提升的成長程式，這兩種成長程式都不足以成為新時代高技能人才培養和成長的主流程式。
整體而言，為培養更多高技能人才，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應該突出以職業學校教育為基礎、以職業繼續教育為主體。也就是說，應該構建以行業企業為主體、職業學校（含技工院校）為基礎的高技能人才培養體系，這也是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中的重要判斷。國際上德國職業教育體系呈現出鮮明的“職業學校教育+職業繼續教育”的體系特征，在3年左右的職業學校教育（含雙元制教育）完成之后即開始了職業工作，并輔以完備的基于工作的非學歷的職業繼續教育，造就出數量規模龐大的德國高技能人才隊伍。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德國并不存在如同我國的高職，其非學歷的職業培訓機構是職業繼續教育主體，并不是按照如我國的中職、高職專本這樣的學歷學校體系。我國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規定，職業教育包括職業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職業培訓亦即職業繼續教育，職教法這一規定肯定了職業教育體系應該包括職業學校和職業繼續教育兩個部分。因此，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系，如何使職業教育體系中要素、結構、功能相互協調，十分重要。
為了培養大批高技能人才和能工巧匠、大國工匠，職業學校教育與職業培訓應該統籌協調發展，形成一種“職業學校教育+職業繼續教育”的系統化、均衡化、相互銜接、不斷延續的技能培養體系。這也意味著這個職業教育體系中并非是某個部分越強、越大、占用時間越長就越好。職業學校不能把高技能人才的培養全部攬在自己身上，過度安排在職業學校系統中的學歷層級和學習時長。職業學校和職業繼續教育二者統籌協調的學理依據就是高技能人才的培養和成長規律。為此，需要破除技能的高學歷迷思。這種迷思就是誤以為高技能人才主要靠職業學校不斷升格來培養，誤以為職業教育體系主要是指職業學校從中職、高職專科、高職本科甚至上升到職教碩博士研究生的體系化。無技能，不職教。職業技能總是與工作任務、職業情境、工作過程、實踐共同體、工匠精神融合在一起的，總是與任務化課程、行動化教學、職業行動能力融合在一起的。科技革命新技術應用與產業升級換代、新質生產力發展離不開一線技工的高技能化、再技能化。高技能發展不排斥理論的學習，但理論的學習應該緊貼實踐、緊扣工作需要。
為此，應打破職業工作中的學習壁壘，支持企業成為學習型組織，大力開發工作本位的學習，發展工作場所學習；同時支持行業企業圍繞工作需求建設一批職業培訓機構，建設一批企業培訓中心和各種非學歷的職業繼續教育機構，使廣大一線技工能夠實現“邊工作、邊專研、邊學習”的可持續發展的格局。（來源：《教育發展研究》2024年第5期）
來源：高職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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